邹氏家祠见证万里茶道繁荣。
下梅古码头，一艘艘载着茶叶的竹筏漂流在溪面。
“万里茶道”，从武夷山出发，到俄罗斯恰克图，绵延过万里。既是一条商贸之路，也是文化交流融合之路。从去年开始，其沿线八省区走上了联合申报“万里茶道”世界文化遗产之路。
近日，随着第八届海峡两岸茶博会在武夷山举行，第三届“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万里茶道”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讨会等系列活动也在进行中。在经历了辉煌与沉寂之后，“万里茶道”，以复兴的姿态，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小村庄的大视野
11月15日，武夷山市武夷街道的下梅村，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借着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的东风，这个几个世纪前极度繁华的集市，再度热闹起来。
下梅村的民居沿水而建，路旁商号林立。百年前的茶庄，今天依然在卖茶。邹氏家祠里，大茶商邹茂章的第30代孙依然在卖着祖传的“景隆号”大红袍。他说，在家族极盛时，下梅的大多数房屋都是他们家的。现在祖传的茶厂没有留下，值得庆幸的是家祠依然气势恢宏。
下梅村的兴起，实在是太幸运了。据武夷山市文体新局的文物保护专家赵建平介绍，清朝，一群商业嗅觉敏锐的晋商南下武夷，寻求贩茶的商机。他们一到下梅，就停下了，在这里设立票号，并和当地富商邹氏合作经营，将茶叶生意越做越大。“在当时，比起附近的星村和赤石，下梅的茶产量并不高，交通运输条件也不是最佳。他们会在这里落脚，可能是被这里的环境所吸引，也有可能是老天爷眷顾下梅这个小村子。”他说。
不久后，下梅的茶市就迅速兴旺起来了。当时，茶商的主要路线是从下梅村出发，通过水路或陆路经过赤石到达崇安县城（今武夷山市），在县城的厘金局交税后，又到四渡村换取出关的路引，在分水关过关检后到达江西。
据《崇安县志》载：“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行筏三百艘，转运不绝。”由此可见当年茶叶贸易的活跃。赵建平介绍，当时的商人还有了先进的经营理念：“根据邹氏家谱和山西榆次家谱的记载，下梅的商人很早就有了流通的理念。下梅作为茶叶交易的集散中心，但是各个产茶区的茶叶不需要运到下梅，而是通过在下梅交易，票号从下梅发出，可以直接调配货物从产地发往目的地，就像现在的网上购物一样。下梅成为集散中心的原因就是在于，它掌握了茶叶商品和资金的流通。”
下梅，成为“万里茶道”这一“世纪动脉”的起点。
“万里茶道”重要性的再发现
在茶商的开拓进取下，一条从下梅出发的“万里茶道”开辟了：它起于武夷山下梅，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向北延伸，穿越蒙古戈壁草原，抵达俄罗斯边境口岸恰克图，总长约5000公里。此后继续由东向西延伸，横跨西伯利亚，通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及欧洲各国，全程1.3万公里。
这条贯穿中蒙俄三国，繁荣了两个世纪的著名国际商道，成为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世纪动脉”。从福建乃至中国传出的茶文化，影响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
前来参加活动的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公使陶米恒坦言：“茶文化是非常特殊的，需要比较舒适的温馨的环境。所以既然是来参加与茶有关的活动，我期待的就不是多么沉重的话题，而是好的天气，好的气氛，来这里的人能够感到舒服、开心。”他说：“万里茶道是密切联系俄罗斯、蒙古和中国三个国家的通道。在这条路线上，三个国家虽然文化差别很大，但都是因为茶联系到了一起。在贸易和交流过程中，俄罗斯也形成了自己的茶文化。”
“中国的茶影响了东欧人的饮食文化，渐渐影响到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湖南大学的陈翚副教授刚刚完成关于中国茶与茶文化在东欧国家的传播及其影响力的研究，他说：“东欧人嗜酒，饮食口味重，以肉食为主，而茶文化在东欧的传播，带给了他们清醒的聚会时间，丰富了他们的社交和娱乐生活，对高雅和情调的追求，更深远地促成了男女平等和民主思想的发展。而且东方茶文化中的意境与西方的科学精神融合，又产生了新的反应。”
在当今，复兴这条跨越世纪的“万里茶道”，有着非同一般的现实意义。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时，将“万里茶道”与新世纪的中俄油气管道并称为“世纪动脉”，把“万里茶道”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主席去年3月访俄演讲时的高度评价和出访中亚‘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今年8月在蒙古乌兰巴托举办的‘万里茶道’中国茶文化艺术展等，重新激活了中蒙俄‘世纪动脉’，重新唤起了中蒙俄茶道记忆，联通中蒙俄三国、‘一带一路’重要组成部分的‘万里茶道’有望得‘道’复生、得‘道’复兴，‘万里茶道’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武夷山市市长徐春晖说。
申遗，路还很长
去年9月，“万里茶道”沿线的中蒙俄三国31座城市共同签署了《‘万里茶道’共同申遗倡议书》，发起将“万里茶道”申请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倡议。一年多来，沿线城市的相关历史遗存正一步步被发现、认定和保护。
今年下半年，我省组织了考古专家对武夷山万里茶道相关遗迹进行了考察。福建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何经平介绍，武夷山调查中发现102处相关遗迹，有三个主要节点：下梅、星村和崇安县城。有众多的茶园、码头、驿道、桥梁、茶市街和茶庄等存在。
不过，这些历史遗存的保护并非完善。“因为万里茶道的研究刚刚兴起，相关的遗产之前并没有受到重视，很多都不是文物保护单位，所以遗存的情况不容乐观。”赵建平坦言，许多遗存抢救速度不如消失的速度，令人心情沉重：“这次我们调查‘万里茶道’沿线遗物，在洋庄乡黄莲坑村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古驿道，但是挖土机正在古驿道上挖土铺设管道。驿道还没评上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也没办法。此外，与下梅邹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茶商朱家，所遗留下来的房子也大多数破破烂烂。”他说，针对这些文物的现状，申遗工作应该尽快推进，把涉及“万里茶道”的遗迹统计并保护起来。
申遗的另一个问题在于，目前“万里茶道”起始时间的界定还未能达成一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晓毅建议：“‘万里茶道’要申遗，首先要厘清时间和空间概念。在空间上，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路线，要确定清晰的主线，再研究支线，形成点线面整体的研究，紧接着再拿出遗产名录。”不过，在“万里茶道”起始时间界定上，专家们还存在不同意见。
湖北省文物局局长黎朝斌则建议，在联合申遗工作上，要成立协调机构，并尽快运作。各省都应有明确的进度表，在明年6月之前提交可纳入申遗的文物遗存清单。目前，“万里茶道”还没有进入申遗预备名单，申遗工作应加快推进，争取两年之内进入名录。
“‘万里茶道’的申遗，更重要的是申遗过程中对当代价值的发掘，即文化和贸易上的互联互通，文化价值的相互认同。”福建省文物局副局长舒琳说，“沿线各省文物单位已经达成共识,接下来将深化研究，汇编出版《‘万里茶道’文化遗产资源调查》;有序地推进保护利用和世界遗产申报，推动‘万里茶道’早日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申遗的八省区还设立了‘万里茶道’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联络协调小组和相应的工作机构，并确定了‘万里茶道’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牵头城市，不定期开展联席会，共同商议‘万里茶道’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事宜。”（责任编辑：Koc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