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嗜茶在魏晋之前不多，诗文中涉及茶事的人数寥寥，且懂品饮者只三、五人而已。但唐以后凡著名文人不嗜茶者几乎没有，不仅品饮，还咏之以诗。唐代写茶诗最多的是白居易、皮日休、杜牧，还有李白、杜甫，陆羽、孟浩然、刘禹锡等;宋代写条诗最多的是梅尧臣、陆游，还有欧阳修、苏辙、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等。原因是魏晋之前文人多以酒为友，如魏晋名士“竹林七贤”。唐以后知识界颇不赞同魏晋的所谓名土风度，一改“狂放啸傲、栖隐山林、向道慕仙”的文人作风，人人有“入世”之想，希望一展所学、留名干秋。文人作风变得冷静、务实，以茶代酒便蔚为时尚。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是历史的发展把中国的文人推到这样的位置：担任茶道的主角。
历代诗人兼茶人在从事咏茶的创作生活中，在茶道审美的感悟并吟咏中，自然皆离不开亦虚亦静的精神氛围与精神境界。尤其当心灵世界的静氛形成之时，则更给茶道审美感悟并咏茶创作营造了最佳契机。禅有禅悟，茶有茶思。就茶道审美与咏茶创作来说，茶悟出茶思，茶悟出茶情，茶悟出的是不失茶氛的灵气，茶悟出的是不失茶韵的美感，这一切皆跟所谓禅悟迥乎其异。需知，由茶悟而升华，即堪达于无穷美妙的艺术境界，如梦如幻，如恍如惚，如通仙灵，如御清风的诗性境界。这正是中国茶道及其审美文化，包括虚静之美所达到的一种最高精神境界和艺术境界。
